文章摘要：1月中旬，云南省办公厅通报其辖区内四市县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全部涉及信托融资，合计金额为13.8亿元，其中点名了光大兴陇信托和国民信托。约一周后，国通信托因违规接收地方政府
2018年伊始，政信信托被爆出一连串的“犯规”动作。
先是1月中旬，云南省办公厅通报其辖区内四市县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全部涉及信托融资，合计金额为13.8亿元，其中点名了光大兴陇信托和国民信托。约一周后，国通信托因违规接收地方政府部门提供的还款承诺函等原因被湖北银监局开出三张罚单。同时，中融信托也一度“踩雷”与云南省级控股公司云南国有资本的政信项目，于近日延期兑付完毕。
可见，曾被认为稳健的政信信托如今已不再让投资者安心，同时从业者也面临着严峻的监管环境。“这个市场正在萎缩，建议能早退出就早退出吧。” 某位深度参与地方融资的信托人士表示，近两年为地方政府项目融资的机构越来越少，由于地方融资平台本身没有“造血”能力，现存债务风险不断加剧。
国通信托受罚拉开整治大幕
被处罚的国通信托面对记者采访，选择沉默。有接近国通信托的人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违规项目是在发文前接收的承诺函，发文后政府要求把函收回，随后银监局开出了三张罚单。
而近年来，为了肃清违规融资担保，政信融资模式不断演变，相关监管文件接连出台。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对政信融资影响最深远的是2014年8月的新《预算法》和2014年10月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下称“43号文”），二者明确指出地方政府不能通过融资平台举债，不能再为其债务提供隐性担保，之前的存量债务可通过发行地方债方式逐步置换。随后，政府购买服务和PPP模式的政信融资开始兴起。
2017年4月，财政部、发改委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下称“50号文”），进一步禁止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为金融机构向企业提供融资行为提供担保，并严禁地方政府利用PPP、政府出资的各类投资基金等方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后银监会对金融机构开展“三三四”大检查，进行去杠杆、去通道和去嵌套等强监管。而为了整治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去年6月，财政部预算司下发《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以下简称 “87号文”），要求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不得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为建设工程变相举债，并建立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不得将货物和工程等有形服务作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严禁将建设工程与服务打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
“后续发布的文件在严格意义上都未超越‘43号文’和新《预算法》，所以不存在新老划断的问题。从2015年1月1日开始，违规就是违规，不能因为监管没有现在严格而放松警惕。”有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部分金融机构过于依赖政府信用和对监管抱有幻想，变相融资屡禁不止，但时下的政策环境已明显改变，国通信托被罚或许只是行业整治的开端。
承诺函退出历史舞台
“现在出现问题的项目主要是2017年之前设立的，那时的监管环境跟现在有差别，所以信托公司依然延续了接受地方政府承诺函的传统业务模式。地方融资平台仍承担着地方基础建设的重要责任，即使地方政府不出具承诺函，背后地方政府的背书效应也依然比较强。目前看来，中央政府对于治理地方政府债务的态度较为坚决，传统的银行、信托资金来源有所收紧，个别高杠杆区域的地方融资平台可能存在资金链紧张的问题，未来对地方融资平台的信仰可能会有所动摇。”
1月12日，云南省办公厅通报了一系列下级政府违规担保的融资事件，点名两家信托公司的项目：一是保山市违法违规出具承诺函担保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国民信托通过信托方式融资5亿元，二是宜良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宜良县政府违规出具承诺函并违规与平台企业金汇公司和光大兴陇信托共同签订《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目的是以信托方式融资5亿元。
与国民信托对记者的回避不同，光大兴陇信托坦然回应了记者的提问。“我司其实从未接纳过宜良县人民政府向我司出具的承诺函，我们与宜良县人民政府之间仅仅签署了前述《协议》，在内部审批本笔业务时也并未要求宜良县人民政府出具承诺函。”光大兴陇信托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宜良项目系公司办理的事务管理类信托项目，不承担主动管理责任，根据信托文件约定，由委托人进行尽职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信托公司仅履行账户管理、清算分配等一般信托事务，根据受益人代表发送的信托财产管理书面指令进行事务管理。
与政府文件认为《协议》违规不同，光大兴陇信托强调说，《协议》旨在对应收账款债权进行明确，体现的是信托公司的审慎经营，是信托公司开展财产权信托业务的惯例；宜良县政府签署《协议》主要是表示其确认知晓并同意融资平台以应收账款债权设立信托，并确认按照约定进度履行还款义务，《协议》是对政府存量债务的重组，并非对新发生债务的担保。公司还强调说，其从未收到过省政府通报中提到的承诺函。
“信托的核心在于法律和制度安排，财政担保明显就是无效的，拿着无效的担保作为风险控制的底线和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本身就是经营价值观的扭曲；我司在开展基础设施信托业务时，更加看重的是项目的现金流，以及合作对手自身的经营性现金流。我司此前已内部红头发文，发布了公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信托业务营销指引以及风险指引，严格按照财政部‘50号文’、‘87号文’等相关文件要求开展业务。”光大兴陇信托表示。
“自2017年开始，财政部等部门就开始加强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的监管，包括近期个别信托受到处罚，足见这一次监管的力度非常严厉，之前没有严格执行，现在严格执行，大多数信托公司已经接受政府不出函了。”前述信托研究人士表示。
来源：投资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