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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隐形担保基建类信托 平台债或变身政府
来源: 发布时间:2020-04-27
文章摘要:杨佼监管严令之下,以前由地方政府提供担保的基建类信托,正在绕道寻找突破口。《第一财经日报》获悉,近日某信托公司在推销其一款基建类信托时,向投资者称该信托产品由当地

  杨佼

  监管严令之下,以前由地方政府提供担保的基建类信托,正在绕道寻找突破口。

  《第一财经日报》获悉,近日某信托公司在推销其一款基建类信托时,向投资者称该信托产品由当地财政提供还款承诺。本报查阅相关信息发现,该信托正是以当地财政提供担保作为增信条件。而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以来,由地方财政提供隐形担保的信托产品不在少数。

  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由于监管部门规定地方政府、机关单位等不能出具任何担保或变相担保协议,急于融资的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便与信托公司合作,通过这种方式来规避监管。

  财政担保类信托隐现

  上述信托近日在向投资者发送的手机短信中称,其正在发行的阜宁城投应收账款投资项目,尚未正式发行就被认购3000万元,该信托计划由政府财政还款担保,并在合同中正式体现。且目前所剩额度不多,若要投资,需及时认购。

  本报记者查阅该信托公司官网的产品推介书发现,该信托规模为1.8亿元~2亿元,分两期募集,期限18个月至24个月。募集资金用于阜宁城投受让阜宁县政府的应收账款债权。还款资金来源则为阜宁县政府履行支付义务或指定第三方代为支付。

  在项目推介书中,该信托公司并未直接说明阜宁财政将为此提供担保。但该信托的增信条件显示,财政承诺覆盖信托本息,阜宁财政局将出具财政资金安排文件,如出现缺口,由财政承诺将还款计划纳入专项财政预算,并通过人大决议。

  本报记者查阅其网站发现,从去年12月以来,这家信托公司还与江苏省盐城南洋实业有限公司、成都龙泉驿国投等合作发行了多款上述类似产品,其中为成都龙泉驿国投发行的产品,目前已开始募集二期。其工作人员还称,其为江苏省大丰县以融资平台发行的一款产品,也将于今年4月开始募集。

  实际上,今年发行的由地方财政提供隐性担保的基建类信托并不在少数。

  此前,方正东亚信托发行了一款“方正东亚·方兴26号新沂交投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查询信托产品)”,但方正东亚信托并未公布相关信息。本报记者查阅信息显示,该产品是用于受让新沂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对新沂市财政局的应收账款,用于新沂交投实施205国道新沂段改扩建。

  同样,该信托由新沂市财政局、政府和人大出具文件,承诺将本期信托本息纳入财政预算,若到期无力偿还本息,将由新沂财政局无条件承担补足义务。

  此外,中投信托今年3月为浙江诸暨市城东新城建设公司发行了一款产品,资金用于按1∶1受让诸暨城东新城建设公司的应收债权。承诺投资到期后存在资金缺口,诸暨市政府将授权诸暨市财政局统一偿付。

  而类似上述“承诺”多出现在信托产品推介资料中,若正式合同文本并无此内容,则风险隐患更大。

  平台债务变身政府债务?

  去年底,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行为的通知》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不得出具担保函、承诺函、安慰函等直接或变相担保协议。

  公开资料显示,阜宁城投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市政、绿化、城市配套工程投资。而新沂交投、诸暨建投均为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

  “最近一年多,监管部门对平台贷和城投债不断收紧,一些县级融资平台受的影响非常大,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融资。”北方一家大型信托公司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该人士称,《通知》下发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融资平台的资金来源几乎断绝,而上述做法正是为了避开监管规定。如果由政府提供担保,需要通过人大进行表决,不但程序较为繁琐,而且违反监管规定。而由财政局提供隐性担保,不但操作简便,且规避了监管。

  但这种做法虽然绕过了人大表决程序,但仍然有悖于监管层的规定。

  “募集资金投资的本来就是政府的应付账款,我们要求的只是让政府把这笔债务纳入财政预算,因此根本不算财政担保。”与阜宁城投合作的信托公司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称。

  “城投公司融资平台的性质没有变,其债务本应由平台公司通过划拨的资产经营收益来偿还,但按照现在这种做法,不但把监管规定绕过去了,还把平台债务转化成了政府的直接债务。”另一家信托公司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本报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应对监管,信托公司在运作平台类项目时,运作方式开始创新,以前有了项目后才融资,现在变得更主动,先成立信托计划募集资金,如果有好的项目可以直接投资。此外,由于监管层三令五申银行收缩平台贷,即便有好的项目,银行也难以发放贷款。于是一些银行和信托公司合作,由信托公司成立信托计划,银行以包销方式投入信贷资金。

  风险隐藏

  “土地总是有限的,政府不可能总是划地或装进资产,万一哪一天无地可划,不是要出问题吗?”上述北方信托公司人士说,在此情况下,在设计产品时,除了融资方提供抵质押物,财政进行隐形担保就成为必然。

  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由地方财政提供隐性担保的信托产品,资金募集方多为县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县级政府财力相对薄弱,其中存在的风险隐患不容小视。

  “融资平台是‘亲儿子’,如果出现偿付问题,政府肯定不会不管,这也是一些信托公司敢于大量接手的原因。”但上述北方信托公司人士分析, “从法律层面来讲,财政部门的承诺,法律效率要比人大决议低得多,万一到时融资平台还不起,财政又没钱,就很麻烦。”

  他说,业内现在对于这类项目,有一个通行的做法,即除了平台本身的负债、经营状况外,还以GDP、财政局总量等划线,如果达到标准就接手,达不到标准“谈都不谈”。

  实际上,如阜宁、诸暨等经济均较发达。阜宁2011年GDP为244亿元,财政总收入为63.1亿元。